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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舒生
秦扫灭六国，一统天下，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，有着巨大的贡献。
但从国与民的关系看，它却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倒退。正常来讲，应是强民以强国，富民以富国，并且强国富国的目的，正是要强民富民。但在秦制中，国与民的根本关系被颠倒了，人民必须围着强国富国转，这样，人民大众就成为一小部分专制精英的工具。
秦制以韩非、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治国，非常重视法治。但这个法治，只是秦统治者的法治，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，享受着种种特权，人民却只能在法令的范围内规行矩步，所以它的法治，实际上是人治，是专制。而且比起儒家、道家，法家的严刑峻法毫无人道可言。
《史记集解》引《新序》说：“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，外深斧钺之诛，步过六尺者有罚，弃灰于道者被刑，一日临渭而论囚者七百余人，渭水尽赤，号哭之声动于天地，畜怨积仇比于丘山。”商鞅变法施行之严苛，可见一斑。
从国家的角度看，法家思想确实有利于国家的强大。法家思想以农业和军事核心。在冷兵器时代，农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保障，军事则是保持国家强大的关键。为了富国强兵，法家非常重视对人民耕战的赏罚。但它并不是公正赏罚，而是重罚轻赏。“重罚轻赏，则上爱民，民死上；重赏轻罚，则上不爱民，民不死上”，并且认为“王者刑九赏一，强国刑七赏三，削国刑五赏五”。这实际上就是以高压政策治民，让人民因为对严刑峻法的恐惧而完全屈从于法令。陈胜吴广揭竿起义，便是秦的严刑峻法所致。
法家所推崇的国家，乃是斯巴达式军事化管理的国家。一切以国家的管理为中心。诗书礼仪教化、商业繁荣，这些都是荼毒人心、使人堕落的东西，因此要严加管束。
秦始皇后来焚书坑儒，在法家思想中早有端倪。《商君书》去强篇认为，“国有礼、有乐、有《诗》、有《书》、有善、有修、有孝、有弟、有廉、有辩。国有十者，上无使战，必削至亡”。唯有“以刑去刑”，国家才能大治。
法家以严刑峻法来治民的根本目的，是富国强兵，称雄于世。而在法家眼里，国与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，二者的实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。法家站在统治者立场，坚决主张弱民以强国。
“民弱国强；民强国弱”，“民胜其政，国弱；政胜其民，兵强”，“民辱则官尊”，“国富而贫治，重强”，因此，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，“有道之国务在弱民。民朴则弱，淫则强。弱则轨，强则越志。轨则有用，越志则乱。”这意思，人民是强不得的，人民强大了，就会和国家对着干，这样国家就不好管理了。在法家眼里，强大的人民都是“刁民”，所以，要弱民、贫民、疲民、愚民、御民、治民。
在弱民方面，法家可谓是折腾人民的典范。说是弱民，实是夺民——夺民所尚、夺民所善、夺民所易、夺民之财、夺民所欲。使“家无积粟”，“战时用其死，安平尽其力，寡闻从令”，“愚农不知、不好学问则疾务农”，这是真见不得百姓好啊！如此剥夺殆尽，秦国虽然强大了，一统了，但也为暴秦的覆亡埋下了祸根。就统治术而言，法家也不如儒家高明。
今天看来，弱民以强国的治国手段，即使有必要的话，那也只能限于国家生死存亡的某些时刻，倘若弱民成为治国常态，则国家也不可能长治久安。
弱民以强国，或许暂时可以造就一个强大的政权，但长远来看，强大的政权也必然受制于民众的贫弱。而站在人道立场看，弱民以强国其实是文明的倒退，不管它表面看起来多么光鲜亮丽，都无法掩饰其野蛮的本质。
弱民以强国，本质是统治者的驭民术。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统治中，“外儒内法”始终为统治者所用，法家弱民以强国的思想，可以说是与儒家民本思想互为阴阳。在民主社会，国家与人民的性质已与古代有根本不同配资炒股新手入门，但我们仍需要警惕弱民的种种现代做法。